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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我努的博客

季我努学社官方博客,讴歌中华民族脊梁,揭露日本战争罪行,为国内的二战史研究积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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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我努学社官方博客

季我努学社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已经出版书籍六部,其中的《辛亥革命》获得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成员以新闻出版、学界朋友为主。主办传播近代史知识的季我努沙龙。2014年学社将翻译出版包括缅泰死亡铁路、地狱航船、樟宜战俘营、日本大规模征用白人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该丛书再度斩获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荣誉。欢迎博友提供抗战史料,学社非常愿意帮助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抗战史的朋友出版著作。如需要,请联系2601357629@qq.com。 微信公众号:jiwo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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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日军的畜生行径  

2013-03-20 15:20: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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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标题:美国老兵列斯特 坦尼亲历的死亡之旅

      季我努学社社长  康狄 译

       《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精彩节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日本人抢东西

1942年4月9日,对我而言,是噩梦的开始。昨天,我们还在为保卫巴丹殊死战斗,今天我们却成为了日军的俘虏。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似地嚎叫着。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日本兵就扑了过来。礼貌的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送到嘴边,作吸的姿势,讨要香烟;粗鲁的举起用作手杖的长竹竿,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乱翻我们的床铺,搜查我们的身体,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一群野蛮的胜利者。

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摇了摇头,因为我没有香烟。他笑了笑,立即抡起枪托照我脸上狠狠地砸下来。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颧骨部位也撕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边的战友前面,做出同样的手势。右边的兄弟有烟,给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烟都夺了过去。谁知他恩将仇报,领着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枪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这下子,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笑着离去,嘲笑着被击败的、软弱的美国人。

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在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声呵斥着我们,为了让我们走快点,用刺刀戳我们。上了大路,我们等了3个小时,日本人禁止我们讲话,我们可以用任何姿势休息,站着、坐着都可以。

行军的路面有20英尺宽,路基是石块,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细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为了使路面能够行驶小型汽车,水牛拉的大车,菲律宾人拉的大车有时也会出现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过度,我们的重型汽车在上面开过,甚至我们的坦克、半履带车也从上面经过。整个路面已经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觉得痛苦,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行军。还没走出去一英里,队伍已经松松垮垮,我们就像一群掉队的士兵。开始还成队形的四十人的方队,散乱不堪,兄弟们往前挪动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脚已经不太灵活,看起来像跛了一样。我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觉我们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决定要制定活命的计划。成为俘虏的前夜,我还坚信我能够活着回家。为了活命,我得为自己设立一些可实现的目标,比如一定要坚持到下一个转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现的水牛那里。我必须有梦想,梦想会让我前行。

刚走了一两个小时,兄弟们就开始减轻负荷,把他们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丢在路上。他们从军用帆布背包里翻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牙膏、牙刷、剃须膏、剃须刀、毯子、小帐蓬。这些物件被随地丢弃,散布在行军路线的最初几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们听不懂的日语大声呵斥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他们就从路边捡起木棍抽打我们。他们想让我们走快点,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小跑。对于我们来说,“快步走”和“小跑”没有区别,它们在我们耳朵里只是重复的词汇。看守们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是日军当中的聪明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家伙所受教育程度极低,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没有正确执行他们的命令,是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鸟语”。

日本兵强迫我们这些虚弱的人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不允许我们休息,动不动抽打我们。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来喘口气的话,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我们停留。我们队列里的汉克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一个日本兵立即跑过来,我们向倒下的好朋友大声喊道:“赶快站起来!快点站起来!”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日本兵高声叫喊着,把刺刀扎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挣扎着站起来,鲜血顺着衬衫往下流,他蹒跚着加入了我们身后的行军队列。

汉克并没有撑多久。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汉克因为流血过多,倒在地上,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伙伴们也控制不住。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优秀青年,他错在倒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汉克的死,给我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想在行军时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远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话,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很快我们发觉,唯一的正确做法是拉在裤子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行军的第二天,一辆日本卡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卡车车厢里坐着日本兵,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绳子,时不时地抽打战俘。他们会抽打任何一个他们认为走得不快的战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个走在队列外面的战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锋利的石块让这个兄弟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他的身体抽搐着、翻滚着,看起来像一块新鲜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码后,他终于挣脱了套索,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流血的身体慢慢地站起来时,他大喊:“你们去死吧!有朝一日,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们,我会活着把尿撒在你们的坟墓上!”愤怒让他获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崭新的面貌加入了行军队列。

日本汽车把帅气中尉压成肉饼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他大约28岁,一头金色卷发,总是干干净净的。他块头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计他在战前的体重至少200磅,行军刚开始的时候也有150磅。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走得很慢,因为他背着个大包。一开始的时候,他把大包夹在胳肢窝里,后来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压之下他步履维艰,没有人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当我们的队列超过中尉的时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双眼已经充血,目光呆滞,他似乎已经丧失意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不回答。等我回头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步履已经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的。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无法对他提供帮助,他很快就会被日本并杀死。没有人敢为他停下来,大家都很清楚,停下来帮助他的代价。

队伍继续前行,他的背越来越弯,行走非常困难。我们劝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对他来说,会让他吃不消的。他拒绝了,挣扎着向前挪动了几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见我们的队列停了下来,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几声,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胸膛。日本兵还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站起来!站起来!”不过一切已经太晚了。刺刀终结了中尉的生命,有一个好男儿为国捐躯。我无助地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桩桩暴行之后,我越来越肯定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后等待我的是怎样一个噩梦啊!

队伍又往前移动,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悲惨的一幕。后面传来汽车马达声;日军向克雷吉多方向输送战斗人员。中尉的尸体横卧在道路中间,日本卡车毫不犹豫地从中尉的尸体上碾过,日本的车队经过之后,中尉的尸体已经被压成肉饼。道路上残留的鲜血和肉末,显示这里曾经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这种方式“为中尉完成了葬礼”。日本兵还是不是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毫不顾忌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他们把我们像动物一样对待,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会给我们战俘应有的待遇。

喝水,被日本人枪毙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我们的身体亟需补充水份,可是却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体的痛苦溢于言表。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我在白日梦的驱动下,走了一段路,最后还是回到了现实当中,——我们饥渴难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的下一顿才能进嘴。我们被强迫往前走,把左腿迈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迈到左腿前面,两腿带动着身子往前挪。

日本兵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让我们喝。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大约有10到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屠杀了。

所有在井边的战俘,赶紧跑回队列。我们都被吓傻了。我的心像手提钻钻地时一样,剧烈地跳动,我的眼睛睁得有平时两倍大,我很无助,我又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泪水潸然而下,流到我的面颊上,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啊,就这样送掉了性命,杀他的人好像做了一场游戏。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它离路面大约50英尺。水塘里的水根本不能饮用,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两头水牛正呆在里面躲避酷热。兄弟们都快渴死了,只要能喝到水,他们管不了这么多了。兄弟们不仅渴,而且深受疟疾的折磨,很多人发着高烧。另外还有很多人痢疾很严重,他们认为谁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

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手兜起来喝,他们觉得经过手帕过滤以后,水会安全一些。他们真笨!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盘旋,水里残渣泛滥,病菌是过滤不掉的!这不是人喝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粘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恐怖的大屠杀!他强迫我们站着观看,我们不敢阻止,如果我们阻止的话,他会下令把我们也枪毙了。

死亡仓库

我们用了4天时间,总算进入了巴朗牙城区。菲律宾平民们站在道路的两旁,扔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食物:米糕、还有动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块的炸鸡、小段的甘蔗。突然,枪声响了,菲律宾平民们四散逃命,日本看守向他们射击,不允许他们给我们吃的。两个菲律宾平民跑进了田野,想钻进一个下水管道。三个日本兵举枪向他们瞄准,先后开火。这三个家伙的枪法不是很好,他们开了好些枪,才把这两个菲律宾男子打倒。见他们倒下来,这三个家伙立即跑过去,呵斥他们,并疯狂地踢他们,先是踢背部,后来踢头部,随后又向对他们倒卧的身体连开数枪。

我们继续向市区中心走去。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们被赶进一间大仓库。这间仓库大约有75英尺宽,160英尺长,原来是用来储存玉米、大米和蔗糖以及其他农产品的。挤不进去的人,就睡在仓库外面的开阔地上。我在仓库的最里面找了一个位置。当仓库人满为患的时候,日本看守又生生地把两百名美国战俘塞了进来。仓库实在太挤,以致我们只能一个挨一个的平躺在地上。有人想小便,只能尿在身上,第二天太阳会把他的衣裤晒干。如果谁想大便,就要跑到仓库的角落里解决。那天晚上,仓库的地面上满是痢疾患者的粪便,这让很多人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疾病。

屎尿散发的恶臭,垂死的人的叫喊声,病入膏肓的人的抱怨声、呻吟声不绝于耳,简直要让我发疯,我把衣角塞进耳朵,减轻了一些噪音。仓库里的空气污浊不堪,痢疾患者的粪便,残留在衣裤上的小便在仓库里发酵。这种令人窒息的混合恶臭,影响人的正常生理机能。日本兵忍受不了,把门锁上出去了,在外面监视我们。

数小时后,我渐渐地适应了这种嘈杂的声音和令人作呕的臭味。我把自己的思绪从这场噩梦中转移开,我又想到了劳拉。她会意识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吗?获悉了巴丹半岛失守,全军投降的消息之后,她会怎样想?她会认为我是一个懦夫吗?她仍然爱着我么?她会像我思念她那样思念我么?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幻想自己又和劳拉呆在一起。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到头啊?午夜时分,我摇了摇头,抛开纷繁的思绪,面对现实。

次日早晨,看守把仓库门打开,我头晕目眩地蹒跚着走出来。我像受惊的动物一般尽快地离开了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黑暗之地。至少有25个人没有活着走出仓库,日本人命令战俘把他们的尸体抬到仓库后面的田地里扔掉。我再度感到震惊。我所能做的,是为这些兄弟祈祷,我流着泪自言自语:“上帝啊!请您宽恕这些可怜的灵魂。”我不愿意看到他们暴尸荒野,但是日本兵不同意我们把这些可怜的兄弟埋葬,他们在漆黑的夜里悲惨地死去。

我们看到仓库的院子里面,摇晃着一队看守。几分钟之后,我们被赶到院子里。出乎我意料的是,院子中间放着3个厨房用的大桶,桶里盛满了米饭。没有餐具的战俘得到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饭团,有餐具的战俘的得到了一大铲子米饭,量应该比饭团要多一些。在仓库外面的开阔地的顶头,有一队日本看守在供应热茶。没有水壶或杯子的战俘可以借朋友的容器来获得他的定量,这些液体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

在饿了四天之后,我们第一次获得了食物,尽管食物的数量很小。日本看守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们给我们供应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我们刚领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们赶上离开巴朗牙的大路。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们,他们咧开嘴大笑,频频点头,他们很满足,因为从我们身上获得了足够的优越感。我们排好队向北进发,行军继续,但是终点在哪,我们仍然不知道。

路边葬礼和斩首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我的决心再次受到了挑战。我偷偷地抹去泪水和呕吐的污物,正视路的前方,我在寻找下一个路标。我必须有一个目标;我必须向前走。

我们走了好些天,有的时候夜间也赶路。日本兵只给我们提供过两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从卢保出发的4到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

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到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从那天起,我少说也目睹了数百次斩首的场景;身首异处的恐怖瞬间永远不能从我脑中抹去。每当那个时刻来临,我都非常害怕,不过我下决心活下去。我必须活下来告诉全世界日军对我们这些战俘做过些什么。

我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到达奥兰尼,这段行程大约有15英里。这两天内,我们没有得到一口饭一滴水。在这段路程当中我们目睹了更多暴行,这些暴行与刚开始的四天里的大同小异。日本兵特别喜欢在菲律宾人面前虐待美军战俘,这样能满足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每次杀害或者折磨美军战俘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路过的菲律宾人拦下来,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强迫他们站在路边观看。这些菲律宾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泪流满面,默默地祈祷,我看到他们的嘴唇一动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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