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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我努的博客

季我努学社官方博客,讴歌中华民族脊梁,揭露日本战争罪行,为国内的二战史研究积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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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我努学社官方博客

季我努学社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已经出版书籍六部,其中的《辛亥革命》获得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成员以新闻出版、学界朋友为主。主办传播近代史知识的季我努沙龙。2014年学社将翻译出版包括缅泰死亡铁路、地狱航船、樟宜战俘营、日本大规模征用白人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该丛书再度斩获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荣誉。欢迎博友提供抗战史料,学社非常愿意帮助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抗战史的朋友出版著作。如需要,请联系2601357629@qq.com。 微信公众号:jiwo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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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牟田煤矿战俘营:盟军战俘遭受的种种虐待   

2013-03-20 15:40: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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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老兵列斯特 坦尼的亲历记

        季我努学社社长  康狄 译

       《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精彩节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导语:1942年9月5日,日军把列斯特·坦尼和499名美军战俘送往上“地狱航船”。他们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矿,充当奴工。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矿井生涯。随着日军节节战败,战俘受到的毒打就越频繁、残忍。为了怠工,他们不惜假装患上“肺结核”,甚至不惜自残身体。

地狱航船

1942年9月5日,在日本兵的指挥下,我们排队走上了一艘名叫“泥丸号”的日本货船。从外表上看,这艘船至少有 30 年的船龄,船体锈迹斑斑,极度老化。和停泊在船坞里的其他货船相比,它就是一个小弟弟。

我们甫一上船,就有一个日本军官前来训话。他叫田中,海军中尉,泥丸号的指挥官。他说,我们将去日本为“大日本帝国服务”。我意识到,我们将会把一些日本公民从某种枯燥、卑下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而使他们能够自由地服兵役。

我们24小时都要呆在货舱里。货舱长宽大约各50英尺,高20英尺(约合6米),四壁都是锈迹斑斑的金属。我们每个人能分到5平方英尺(合0.46平方米)的空间,这点地方对我们大男人来说,压根不能躺下睡觉。货舱里没有电,只有当舱口打开的时候,才会透进一丝光亮。这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舱里臭气熏天,木头地板上堆满马粪,地板缝里湿乎乎的是尚未干透的马尿。在不久以前,这个货舱是用来装运马匹的。没有几天,我们的衣服上都沾染了马匹排泄物的恶臭。除了这些,空气当中还混杂着人的粪便的味道。上船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体重下降了30%-40%,很多人患有痢疾,起码有一半的人正遭受着疟疾的折磨。货舱的密闭空间,让这两种疾病迅速蔓延,击倒了很多兄弟。我们选了两个角落放便桶,但两个便桶容不下500个人一整天的排泄物,经常会溢出来。靠近厕所的兄弟不得不睡在屎尿当中。

刚开始的几天,日本人只允许我们在白天选派四个人出舱倒便桶。便桶只能从舱口用绳子吊上去,然后被抬到甲板上倒进大海。这可是一个重活,后来我们申请加派四个人。再后来,我们又申请在晚上睡觉之前,再倒一次,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便桶溢出或倾倒的问题了,在夜间也不用忍受充斥痢疾病菌的污浊臭气。

脚气病也是我们的另一个敌人。我们长时间营养不良,体内缺乏维生素B1。湿脚气病会引起腿脚、生殖器、腹部,甚至是面部的水肿,脚部最严重,布满水泡。我们只能轻轻拍打患者的身体,以便排出一些水分,减轻患者痛苦。干脚气病,多侵袭腿脚,与湿脚气病相反,身体缺少水分,引起的剧烈疼痛,就像遭受电击一样。后来我们才知道,脚气病不同于脚气,如果不及时治疗,时间一长会导致严重的心脏问题。

我们在木地板上和衣而眠。每天晚上都有人疟疾发作,冷得直打哆嗦,哭喊着想要毯子,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开始尖叫,说他的身体着了火。兄弟的呻吟,就像指甲划过黑板,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兄弟的呜咽和嚎哭,像一把利刃要把我们的耳膜撕裂。

日本看守向我们散发军方的“红头文件”,标题是“犯人管理条例”。条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一般性条款,违背了会受到惩罚。第二部分,严禁违反的条款,触了高压线,就是死路一条。就我所记,第一部分包括:不准在船上随地大小便;不准对食物数量和居住条件提出任何异议;犯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一份米饭;便桶满了要放在货舱中间,通报后方可外出倾倒。第二部分的条款,一旦触犯,立即会被处死:没得到看守命令就爬货舱梯子;意图损坏任何船上物件;拿取超出自己分内的食物;违反日军的命令或指示;对卫兵大声说话或开低级玩笑;未经允许在货舱外活动。

没有人敢以身试法,我们甚至竭力阻止他人触犯这些条例,奥唐奈和甲万那端战俘营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犯罪”,其他人都跟着倒霉。然而惨剧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在离开台湾的第三天,一个深受疟疾和痢疾折磨的兄弟突然失控,他大声叫喊,想要到甲板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还来不及阻止他。日本看守听到喊声,跑过来打开舱盖。刚才还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兄弟,不知哪来的力量,竟然一跃而起,迅速地爬到了梯子上。当他把头伸出舱口时,看守的刺刀刺进了他的脖子。他跌落在地,双手捂着脖子,鲜血透过指缝喷溅到地板上,喷溅到离他不远的兄弟的身上。我们的两位军医战俘迅速跑到他的身边,轮流压住伤口,在黑暗中摸索了几个小时才把伤口缝合起来。这位兄弟伤及颈动脉,缺乏器械和血浆的军医根本无法实施救治。第二天,他在饥饿中离开人世,尸体被抛进大海。因为我们没看好自己人,我们第二天没有吃到早饭。

 

大牟田煤矿

“泥丸号”实在太过于陈旧。如果全速航行的话,只要10天就到达目的地了,可是这只蜗牛的爬行速度太慢,从马尼拉到日本竟然花了整整28天,在离开马尼拉14天后才到达台湾。从“泥丸号”上解脱下来,我们又被驱赶上了火车。

火车走了大约4英里之后,目的地到了;靠近大牟田煤矿的17号战俘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巨大的木板房营区,装了有刺铁丝网的木栅栏围绕着营区。

我被分到了4号营房。所有的营房都是一样的,约有65英尺长,15英尺宽,分为7个房间。第一个房间住着日本看守,剩下的6个房间我们住,8个人一间。地板上杂乱地铺着几张破烂的稻草垫子,每人一条稍厚一点的质地粗糙的毯子。每个房间有一扇可以打开的纸糊的大窗户,天气转冷时,冷风从破裂的纸缝中吹进来,我们只能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在这里,264号代表着我,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我要在这里度过3年漫长的岁月。

到达这里的第二天早上,我们被派去大牟田煤矿工作。一个日本矿工告诉我,我们要在“在干草堆里寻针”,换句话说,我们在榨干这座煤矿所有剩余的煤炭。因为这个煤矿在多年以前就已关闭,能开采的煤都被采空。我们的工作就是进入采空区去挖掘矿井顶棚支撑面上的煤,失去支撑的矿井随时都可能塌方。

刚开始的几个星期实在难熬。绝大多数人还受着疟疾、阿米巴痢疾的折磨,身体非常虚弱。我们每天要带着挖掘工具,步行3英里去矿井。日本人采取“36小时换班制”,我们一班工作12小时,36小时换班一次,每10天滚动一班。很多兄弟在工作时虚脱,昏倒在矿井里。经常性的塌方埋葬了我们很多兄弟,很多兄弟缺胳膊断腿,但我们的工作必须继续。

到了冬天,我们的营房冷得像冰窖。日本兵“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让我们每天在煤矿里多工作一个小时。我们没有闹钟,一个小时经常被延长为两个小时。

我们十分虚弱。在建墙时,我们要两个甚至三个人才能把大石头从地面弄到墙上。每到这时,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本人就开始嘲笑我们:“美国人高大而软弱,日本人矮小而强壮。”“两个美国人搬的石头,只要一个日本人就能搬动。”我一开始很愤怒,但是转念一想,这正是我们的机会啊,可以让日本人多干点活。

我于是向日本监工打着手势说,“请让我们看看阁下是怎么做到的!”日本监工听到我称呼他为“阁下”很开心,立马站起来,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两手一搓,抓起一块大石头,就举到了墙上。我开始鼓掌,其他人也跟着鼓起掌来。

另一个日本监工走向了另一块更大的石头,大喝一声,把它举到墙上。我再次带头鼓掌。两位露了一手的“阁下”竟然朝我们鞠了一躬,我们也向他们鞠躬。他们开始帮我们建墙了。我只是用了很简单的心理战术——他们喜欢美国人的掌声,想要多少,我们给多少。

后来我们慢慢适应了这种单调的重复性的劳动,很多兄弟能在铲煤时睡着。就像巴甫洛夫试验中的狗一样,他们的身体也能下意识地机械性地完成铲煤这个动作。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睡着,一直认真地观察井下的每一件事。

一天,我发现了驱动全部巷道和井口的传输机的大型发动机。我意识到,只要这个主发动机停止运转,矿井就得停工。我们工作组的10个人计划下次步行经过时,破坏那个发动机。过了没几天,机会来了。轨道车坏了,我们排成一列纵队走下去。按照计划,第1个人经过时,拧松储油器的螺母,第2个人拿开盖子,剩下的6个人往贮油器里扔石头、硬煤以及任何可以破坏发动机的东西。最后两人,负责善后工作。1小时以后,整个地狱自由了!我们坐着休息了3个小时。

有一次,我们发现另一组日本矿工在离我们仅仅几百英尺的地方铲煤。我想了一招“偷梁换柱”。我指挥同伴占据了一条通往主要坑道的轨道,移动到我们上煤车的地方,这样日本矿工的煤车就会自动停在我们装煤车的地方。等到我们聚集了六车日本人铲的煤,才把这条轨道复位。我们给这六车煤挂上我们组的标签。核定产量时,我们生产了十车煤,六车是从日本人手里弄过来的。那帮日本人只生产了4车煤,挨了训。

 

随时随地的“巴苏鲁”

我们在矿井工作,除了随时提防事故,还得时刻提防日本人的“巴苏鲁”(惩罚)。如果他们食品短缺,如果美国人轰炸了一座日本城市,他们会打我们;他们有挫败感,想发泄怨气,也会随时暴打我们。只要他们突然勃然大怒变得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我们就知道他们又吃了大败仗。他们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能感觉到胜利的接近。

有一次,一个日本矿工带了份当天的报纸到矿井里。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张整版照片,以好莱坞为背景,4个日本兵搂着著名影星丽塔·哈瓦斯和吉格·罗杰斯,标题上写着:“好莱坞的美人儿在洛杉矶招待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我忍不住笑了笑,他对着我的脸就是一煤铲。他愤怒地告诉我,日本的报纸说的都是事实,不许我们嘲笑和怀疑。

这种随时随地地毒打,在1944年冬天以后变得司空见惯。美国军队不断逼近日本本土,日本食物短缺,日本人对我们的痛恨也与日剧增。除了拳打脚踢,他们还用上了铁铲、铁镐以及铁链。我在一个月内,被突然飞来的铁链击中3次。第1次,铁链击中了我的后背。第2和第3次,我在几分钟内连续两次被铁链击中。一个日本矿工飞掷过来的铁链结结实实击中我的胸部,把我撞出了20英尺远。随后另一个日本人飞掷出的铁链迎面击中我的脸部,顿时一阵剧痛袭来,以至于我都感觉不到胸部的疼痛了。我的脸颊部位被深深地划开,眉毛上面的皮肤都裂开了,鼻子再一次血肉模糊;下巴部位鲜血喷涌而出。

当休利特医生在战俘营为我治疗,我的左肩骨骼突然发出“咔”的声音,我的左肩胛骨破裂了。医生用一根吊带紧紧地将我的左臂吊在胸前。但日本人没有让我休息,因为“一只手动不了,但你仍然可以用剩下的一只手臂铲煤。”

一天我正在矿区里工作,一个日本矿工看到我心不在焉地挖煤,顿时狂暴不已。他飞奔过来,用日本话朝我吼,说我杀了他的父亲。他抡起铁镐,猛地敲在了我的脑袋上。幸运的是,击中我的是铁镐较宽平的那头,而不是尖的那头。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不省人事,5分钟后才苏醒过来。

超强的劳动强度和恐怖的精神压迫,让我们组里的一个兄弟发了疯。日本人认为他在装疯,就把他拖到操场上,三四个日本兵用木棍、石头和枪托打他,一连打了两个小时。他们直到打累了才停手,那位兄弟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在操场上。

 

 

 

为怠工自残身体

当工作和生活变得不能忍受,当兄弟们觉得再呆在矿井下末日就会来临时,他就会想办法逃避工作,付出的代价是忍饥挨饿、伤筋动骨、皮开肉绽,甚至是失去生命。

我们发现如果抽了在碘液中浸泡过的烟,人的肺部会像那些感染了肺结核的病人的肺部那样,在X光片上留下黑色斑点。于是,一些胆大的人抽那些在碘液中浸泡过的烟,然后在日本人面前装模作样地剧烈咳嗽。日本人非常害怕肺结核,他们会命令他去胸透。一旦传回肺部有斑点的消息,日本人会把他送到一间离营区非常远的专门安置肺结核病人的屋子里隔离起来。他们每天只准户外活动半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处于被监禁状态。不幸的是,这间“肺结核屋子”里住着一些真正感染了肺结核的人。结果,那些为了逃避工作假装得了肺结核的人被传染,真的得了肺结核。

最保险的方法是,雇用有经验的“敲骨师”,让他帮忙敲断身上的某根骨头,要么自己弄伤自己的手、胳膊或是脚。“敲骨师”服务的报酬标准是:弄断一只手或是脚,5份米饭;弄断一只胳膊或是腿,10份到12份的米饭。这是一个技术活,他们需要保证伤势痊愈后不再复发。

有一天下午,我觉得自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趁日本监工不注意,我找了一截绑在缆车上的金属线,这根线大概有十英寸长,直径大概有两英寸。我用右手抓住那根线,把左手抓着支撑顶棚的树干,使出全身力气抽打左手。左手立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色肿块,被线头刺破的皮肤也开始淌血,钻心的疼,我咬着牙不让自己叫出来,但是疼痛使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将获得有食物供给的两周假期,因为我是在为天皇工作时在生产线上受的伤。

当那个日本监工回来时,我制造了一场小小的塌方,我大叫一声,举起了“断了的手”,让日本监工看到我受伤。晚上我回到营房,立刻被带到医生办公室。休利特医生检查了我的手说:“看起来很糟糕,不过你很幸运,骨头没有断。”骨头没有断,我明天得继续工作。

       一个月后,我总算自己弄断了左手,只不过第二次的疼痛比第一次剧烈多了。

一个更加聪明的逃避工作的方法是制作溃疡,这正是我的专利。我制造的溃疡连医生都看不出来是假的。

       首先我用一个锋利的工具,例如有尖头的小刀或是大头针,刺破踝关节上部,大概刺了二十次,让脚流出一点点血。然后我用从碱性肥皂上刮下来的糊,再找来一些覆盖在厕所里的排泄物上的碱性粉末,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搓成五分镍币大小的小球。把小球敷在流血部位,用绷带扎紧。第二天早上拆掉绷带,就会出现一个完美的痂,把痂弄掉,就会出现一个很新鲜的完美的溃疡。军医诊断我有一个溃疡正在形成,命令我几天不要工作,以确保溃疡能尽快愈合。

过几天,我再次扩大“溃疡”,把“溃疡”扩大到两个五分镍币大小。医生会让我继续休息。大概这样做了一个星期,直到溃疡变得有一美元硬币大小,我才开始让它愈合。这样做医生不会怀疑,我自己也满意——又有一周可以不为日本人工作,还有比这更棒的事情吗?

(原文发表于《先锋国家历史》也就是后来的《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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